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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禹锡事件”是冤案吗? ——从黄禹锡事件后续谈科学政治学 (学龄教育)

by killer(), Wednesday, May 03, 2017, 18:25

“黄禹锡事件”是冤案吗?
——从黄禹锡事件后续谈科学政治学
江晓原 方益昉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24日 05 版)
  当年的“造假”典型

  对韩国细胞分子生物学家黄禹锡而言,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面对一边倒的舆论狂轰滥炸,曾经的国民英雄黄禹锡阵营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他的团队背负学术造假丑闻,黯然告退。

  最早对黄禹锡提出指控的是他的合作者夏腾(G.Schatten)。2005年11月12日,夏腾指控黄禹锡在获取干细胞方面存在伦理学问题。为此,黄禹锡在12天后黯然宣布辞去首尔大学的一切公职。

  首尔大学于2005年12月18日开始调查黄禹锡,仅24天后,2006年1月12日,美国《科学》杂志即宣布撤销黄禹锡的论文。时任《科学》主编的肯尼迪(D. Kennedy)发表声明强调说,稿件撤除的最终依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概不负责。在《科学》杂志的官方网站上,至今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该文章已被撤销”的红字依然如故。

  在中国国内,大众媒体上关于黄禹锡“造假”的报导、评论和“反思”铺天盖地,黄禹锡这个名字从此成为大众心目中学术造假的典型。

  判决中并无“造假”指控

  2009年10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禹锡案一审判决,仅以“侵吞政府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两项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这个判决中并无对他“造假”的指控。

  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他是彻头彻尾的“韩国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也许这一点使得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对拿到他面前的干细胞试验数据,未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时的黄禹锡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抵达一个重大突破的关口。由于当时克隆出的干细胞缺乏传统识别标记,面对学界的质疑,他没能也无法据理力争。

  韩国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洗刷了黄禹锡“造假”的罪名,但是他已经失去很多。当年他即将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竞选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而被诬告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西方同行将成果收入囊中

  在黄禹锡落马之后,世界干细胞研究却进入了新阶段。2007年8月2日,《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发表了有别于主流大众媒体言论的报告,根据新近的科学进展,宣布确认黄禹锡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价值。2007年11月,在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达利教授(G.Daley)确认黄氏干细胞株有效,一夜功成名就。

  达利教授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中宣布,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2004年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在宣布自己研究进展的同时,达利教授也不无惋惜地对媒体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已经被涉及“伦理和造假”的舆论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对科研数据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夏腾是在2004年黄禹锡一篇论文被《科学》杂志退稿后加入黄禹锡团队的,他利用自己在欧美学术共同体中的有利角色,为黄禹锡的论文多方游说。但在2005年他出面指控黄禹锡之后,立即远离了黄禹锡,并从各路媒体中隐身。现在他也再次露面了。2009年1月 夏腾与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的专利申请,其中许多细节与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从其初步的分析报告中,预见了一缕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的曙光。此后直到2011年2月,美国《血液》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日本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黄禹锡当年的实验在这些进展的脉络中清晰可见。

  大众媒体的前热后冷

  在黄禹锡事件中,中国国内大众媒体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当初跟随西方谴责黄禹锡造假时,舆论铺天盖地;而此后的科学进展证明黄禹锡的贡献时,却很少有人关注;甚至在韩国法院做出的裁决中并无对黄禹锡的造假指控时,媒体与公众对这一重要事实仍然毫无兴趣。

  2011年4月,署名方益昉、江晓原的长篇论文《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卷2期上。以学术文本的形式研究黄禹锡事件及其背后的东西方学术、经济、政治争夺。然而几个月来这篇论文很少有人注意。论文被贴上新浪博客后,一个多月总共只有两百多人访问,7个跟帖,人们甚至怀疑是否有人读完了这篇论文。

  媒体和大众在黄禹锡事件上如此前热后冷,其间颇有值得的我们反思之处。

  确实,一个当时的英雄被指控造假,远比后来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实,更能娱乐大众。

  但是,现代大众媒体的社会义务到底是什么呢?只是娱乐大众吗?

  科学竞争背后的经济利益和伦理冲突

  在黄禹锡事件中,作为西方权威科学期刊,《科学》杂志所采取的做法,与该杂志的传统惯例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著名的例子,当属1986年的“巴尔的摩事件”,这场牵连到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的科学声誉维权之争,历时10年,几起几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国国会。将学术争论视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必需途径,不屈服于一边倒的舆论影响,曾是《科学》等西方权威科学期刊坚守的做派,对待争议论文和撤稿措施,一贯相当慎重。

  然而,2006年1月12日,距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科学》杂志便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与巴尔的摩事件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很不寻常。

  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在这个事件中,经济利益的竞争隐藏在科学竞争背后。今天的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巨额商业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纵观“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一场有关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的商业专利之争,也已经拉开帷幕。

  在黄禹锡事件中,首先被用来发难的是东西方伦理冲突。例如,以西方伦理的眼光看,黄禹锡用女下属的卵子做实验似乎是大逆不道的;而对东方人来说,却没有那么严重,一个有需要,一个自愿提供,属于双方情愿。又如,黄禹锡在韩国被奉为英雄,以举国之力承担国家战略,也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当然的原则,而这似乎又犯了西方理念的忌讳。

  韩国既是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又是西方科学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在全球化进程中确实面临两难处境。例如,急于与西方接轨,过度看重西方的“国际标准”,因此在西方人指控黄禹锡时,韩国政府迅速180度转弯,将这位英雄拉下神坛。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政府当时的举措恐怕失之轻率。事实上,韩国国内支持黄禹锡的呼声也至今不绝。

  当今世界的科学政治学

  所谓“科学政治学”,是指在科学运作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从黄禹锡个人来说,一个科学家被奉为肩负韩国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其间显然有政治在起作用。而当西方学者打击他的时候,韩国为了维护国家声誉,迅速将黄禹锡拉下神坛,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科学政治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东西方进行科学和经济竞争的过程中,话语权成为至关重要的竞争手段。现代科学体系是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很多规范是西方建立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西方手中。但是,东方应该有自信,不可能长期容忍西方独霸话语权。在黄禹锡事件中,在西方话语权的强势进攻之下,韩国多少显得有些“失语”。

  所谓话语权,表现之一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说某人某事“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好”,反之亦然。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也提醒我国科学界和媒体反思,以后中国的优秀科学家也可能受到国际竞争者的打压,我们不要一味跟进,一听谁被指控就立刻将他抛弃,而是应该采取冷静、慎重的处理态度。反之,当西方极力鼓励我们做某些情——比如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一味跟进,也必须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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